托举大邱庄“富起来”的，是1978年雨后春笋般涌现的226家村办企业，特别是钢铁企业。一批农民，逐渐变成工人、经营者，变成第一代农民企业家。大邱庄变成了“中国首富村”，创造了农村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的奇迹。
1993年“大邱庄事件”后，政企分离、乡镇集体企业改制、明晰企业产权，重塑了大邱庄钢铁企业成长的生态环境。经过市场的淬炼和淘洗，今天的大邱庄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焊管和冷压弯型钢生产基地，产品广泛用于三峡工程、北京奥运会场馆、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众多国家重点工程，并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全国每5根焊管产品就有一根来自大邱庄。
“目前，大邱庄600多家企业，几乎都是民营企业。有三家企业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，其中包括一家全球第一家千万吨级焊接钢管企业，同时它也是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。”大邱庄镇党委负责人历数了大邱庄45年来的变迁后说，“第二代、第三代企业家群体又成长起来了。绿色、高端、智能、高质量发展成为共识。”
大邱庄的“钢铁脊梁”历经起伏，为何总能挺立潮头？站在改革开放45周年和贯彻落实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节点上，记者走进大邱庄钢铁企业，探访它的前世今生。
大邱庄深居团泊洼腹地。1978年前，在这片7.5平方公里的盐碱地上，有700多户人家，3000多口人。当时一位大队会计说，家有4口人，一年收入120元，最穷时，一个劳动力日分红只有2毛钱。
再也不能这样干！1977年，大邱庄人以非凡的勇气，悄悄凑钱买来国营厂淘汰的旧设备，组装了一条冷轧带钢生产线。他们在多年的实践中悟出，以传统观念、传统方式干农业，只会越干越穷，要靠办工业和商业致富。
今年71岁的刘金桐，1977年春节过后被安排去天津市区一家钢铁厂学习,一起去的还有三位本村被认为心灵手巧的青年农民。
刘金桐第一次进城、第一次见到现代化工厂、第一次站到生产线上，他和同伴分别学习闻所未闻的四道工序：酸洗、开坯、成活、淬火。
当时，工人每月工资30多元，平均一天1块多，而大邱庄的农民还是靠干农活挣工分，一天工分也就值两三毛钱。在刘金桐看来，收入的差距最明显就体现在伙食上。
每到饭点儿，他经常两只眼睛死死盯着5分钱一份的肉沫炒洋白菜，却告诉食堂大师傅，“来个1分钱的馒头”。菜，是从家揣过来的咸菜。
“以钱为纲还是以粮为纲？”大邱庄人顶住了怀疑。1978年，新投产的生产线万元。石破天惊！这是大邱庄改革的起点，也是当时包括华西村、小岗村等中国农村改革探索起始之一。他们迈出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第一步。
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，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奇迹在天津基层拉开帷幕。
到1991年，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，比1978年增长1300倍，全村纯收入超过1亿元，人均收入由30元左右达到2.6万元，
刘金桐记忆犹新的是，就在1980年底，他拿到一笔800多元的工资，这差不多是当时天津城里工人一年收入的两倍！他立马拿出500元，买了台日本声宝牌黑白电视机。
钢和铁，搭起了大邱庄第一代企业家的摇篮。刘万全等农民先后成为厂长和经营骨干。他们利用冷轧带钢厂积累的资金“滚雪球”，一个接一个兴办工厂。当时，主流还在倡导坚持以“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”，并逐步向“公社核算过渡”。企业家们却在实践中进入“禁区”，以生产承包责任制，破除了计划经济带来的“出工不出力”“大锅饭”现象，责权利相统一，层层承包，直到个人。
表面上是办工业摆脱贫困，实际上是这一代企业家们进行了思想、观念更新、组织和经济制度创新。他们从僵化体制中打开突破口，无需凡事请示，白天黑夜在全国跑市场、摸需求、建企业，调度资金、技术、人才，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。从1981年到1983年，大邱庄先后建起3个工厂，一个厂变成了4个厂。1983年，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776万元，利润171万元，人均产值4.5万元，人均利润1.1万元。
1992年，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，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、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稳居全国农村第一位。令人震惊的是，“中国首富村”实现村民人均收入几百倍的增长，竟然大大超过了城市居民。
天津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孙德升说，大邱庄第一代企业家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没有过时，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方向、发现机会、敢冒风险，敢于改革，这都是稀缺的企业家精神。在大邱庄第二代企业家，目前中国焊接钢管龙头企业友发集团董事长李茂津看来，“今天大邱庄的企业家是站在第一代企业家肩膀上成长起来的，要感恩和传承这种精神。”
1993年，大邱庄撤村建镇，党委、政府面对企业办社会、政企不分、产权不清、负盈不负亏、企业效益急剧下降等问题，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实施体制机制改革。
当年11月18日，在保持大邱庄行政区域不变的前提下撤村建镇。尧舜、万全、津美、津海四大集团公司转变为四个街道。从此，企业有了企业的属性，社会有了社会的发展方向。大邱庄先后经历三次行政区域调整，不断扩展发展空间。面积从原来的7.5平方公里，增加到126平方公里，先后并入22个周边的自然村，总人口9.3万，其中户籍人口4.5万，流动人口4.8万。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：政府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政策、土地、劳动力、医疗等营商环境支持，企业专心做好自己的事。
老房子按照面积和年限折旧，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一定的补贴，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，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。
1997年，大邱庄对全镇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，确定了“实现公司制”的改革目标，要求在企业责任上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；在资产上明晰产权，产权由虚有变实有；投资主体上，由单一变多元。
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，加上国内钢铁市场整体下滑，大邱庄经济跌势不可扭转。到1998年底，大邱庄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，此后一路下滑，到2001年，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82亿元，回到建镇之初的水平，经济跌入了低谷。
但正是一片萧瑟中，改制让新一代大邱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，民营企业家强烈的发展愿望和企业优势逐步显现。
1999年，29岁的李茂津离开大邱庄津美制管厂，与3位朋友凑了120万元开始创业。1988年，19岁的李茂津迎来人生的高考季，正当收到某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，也看到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一则关于大邱庄《十年改革十年巨变》的新闻，乐于挑战自己的李茂津决定放弃学业，投身创业大潮。李茂津在津美集团干了11年，从职员到科长，一直干到常务副总经理。他亲历过大邱庄的辉煌，对其中的弊病也刻骨铭心：“它没有国有企业的后盾，也没有民营企业的灵活。只有产权清晰了，企业的每个人才更有活力，也能更快适应市场变化。所以友发要坚持合作入股的模式。”
李茂津说，用一根钢管撬动地球是我年少的梦想，可惜企业散了。怎样做成散不了的企业？“共同出资，为了利益和风险共享共担。”李茂津和3位合伙人按照各自的投资额比例占有企业股份，按照擅长领域分管企业经营。一家名为华友钢管厂的企业诞生了，日后成为名声响彻全国的焊接钢管龙头企业。
2002年，高树成分析了市场，决定在圆管市场成为“红海”的情况下，独辟蹊径，在大邱庄创办了一家方矩管生产企业，追逐回暖的市场。去年，这家叫源泰德润钢管集团的企业成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，生产的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3位。高树成是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人，1989年花两天时间来到大邱庄，来的时候，身上只带了一点零钱。很快，他在大邱庄制管总厂找了份电工工作，一个月工资200元，刨去开销，每个月都能攒下100元。在高树成眼里，“大邱庄始终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，这里企业多、机会多，像我们县里，那时几乎找不出几家企业。”
经济下行压力下，瑞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娟却在新租厂房扩产，50条生产线生产的各种支架服务中国华电、中核、中国电建、国家能源等大型企业，其中包括配套全球单体最大盐光互补项目——天津华电海晶1000MW“盐光互补”光伏发电项目。
大邱庄规模以上企业203家几乎都是民营企业，形成了以钢铁、焊管、线材制品产业为主要支撑的工业产业格局。民营企业家在大邱庄构建了全国最大的焊管与冷弯型钢生产基地。大邱庄镇政府负责人说，今年1-10月份，大邱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680亿元，预计全年将实现810亿元，占静海区工业总产值的41%。这个数据仅与1993年的51.7亿元产值相比，翻了将近16番。
近年来，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国内需求的不足，使得整个钢铁行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。那么，对于原料、市场“两头在外”的大邱庄钢铁制品业，信心从何而来？
王娟本来在北京做酒店业，后来又做贸易。她逐渐从中发现了中国和欧洲的光伏产业是个绿色的大机会。作为静海人，她选择进入大邱庄，建立了以生产各种光伏支架产品的瑞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。“绿色低碳产业市场很大，我们光伏支架产品预计今年全年销售收入实现10个亿。过去三年，我们的产值都是翻番增长。”王娟说。“我们的原料，最终产品镀锌环节都可以在大邱庄进。